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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善宝

1917年金善宝与母亲何金莲。

　　1932年2月康乃尔大学植物科学馆前，中华作物改良学会发起人合影。左起：马保之、程世抚、金善宝、冯泽芳、卢守耕、管家骥。

1939年摄于重庆温泉。左起：梁希、金善宝。

1946年，金善宝（右1）和中央大学农艺系毕业班同学合影于重庆沙坪坝。

　　金善宝（1895－1997）浙江诸暨人。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农科，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农艺系，1932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。曾任中央大学教授，南京农学院院长、中国农科院院长、名誉院长等。1955年聘为澳门赌场学部委员（院士），1957年获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。

　　他是中国小麦科学的先驱，1928年发表中国第一部小麦分类文献《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》，1934年出版中国第一本小麦专著《实用小麦论》，1942年发现了我国特有的小麦品种——云南小麦。他培育的南大2419小麦，在长江流域大面积推广，最高每年7000万亩，种植年限逾40年，衍生品种110个，对发展我国小麦生产起了巨大作用。他倡导小麦育种南繁北育、异地加代，加快了育种进程，在他主持下育成的京红7、8、9号小麦，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，育成中7606、中791优质小麦，开启了国产面包小麦之门。

　　1895年7月2日，金善宝出生于浙江诸暨会稽山麓石峡口山村一个普通农户家里，父亲金平波是晚清一名秀才，在本村的私塾里教书，母亲何金莲是方圆几十里的养蚕能手，哥哥金善同年长11岁。他从6岁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，13岁父亲去世，使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拮据了，特别是金善宝的升学问题，成了亲友们议论的焦点。在这个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时刻，他的母亲毅然决定，扩大她的家庭养蚕业，全力支持儿子继续上学。少年金善宝，深谙母亲的辛劳，经常帮助母亲采桑叶、缫蚕丝，上山打柴，贴补家用。朴实的山村生活，培育了他对一方故土的深情；山村人民的疾苦，激发了他振兴祖国农业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志愿。

　　1917年夏，绍兴中学快要毕业了，同学们都在考虑升学的问题，他自然也十分渴望升入大学。可是，按照他家里的经济条件，能读到中学毕业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大学的校门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即。正当他十分苦恼的时候，一天，他忽然在报上看见南京高等师范农科不收学费、膳费的招生简章，这个招生简章，完全符合他的志愿和家庭经济情况，因此，他向亲戚借了路费，毫不犹豫地去南京报考，并被录取了。快要开学时，学校来了一个通知说：学生的棉被、床单、蚊帐等由学校代购，所需费用，由学生自己负担。于是，母亲卖掉了两年来积攒的蚕丝，凑足了费用，可是去南京的路费还是没有着落。不得已，他只好到离家30里地的三姑婆家去借钱。三姑婆已经70多岁了，年轻守寡，无儿无女，一生辛劳，攒了一些钱，是给自己养老送终的。当她知道小侄孙考上了南京的大学缺少路费去上学时，毅然从木箱里拿出了29块大洋，送到他的手里。这些钱浸透了三姑婆一生的血汗和辛酸，她给予自己的，不单单是29块大洋，而是一个山村孤老婆子对一个青年的信任和期望。就这样，他带着母亲和三姑婆两位山村老妇人的心愿，走出了生他、养他的山村，走进了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，成为石峡口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。

　　当时，新成立的农业专修科主任是刚从美国回来的邹秉文先生，他不仅学识渊博，办事很有魄力，而且目光敏锐，在对农业专修科的办学方向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特别是他拟定了一套教学、研究、推广三结合的方针，为了贯彻这一方针，创办了校内农场、林场、畜牧场，为学校师生提供了教学、科研、推广的用武之地。邹先生这种理论与实践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方针，对金善宝影响很深，并深受其益，因而成为他一生从事农业教育、科学研究的准则。

　　1920年他农业专修科毕业，经邹秉文先生推荐，到新成立的皇城小麦试验场任技术员，一切工作从零开始，从小麦播种到收获，从短工安排到试验场经费预算，样样都要自己亲自动手，一天忙到晚，可是，他的心里却充满了喜悦。从此，他就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小麦科学联系在一起，虽历经坎坷，仍矢志不渝。

　　1924年，他和杭州虹道女子师范学校的姚璧辉女士结婚。按照常理，已近而立之年的金善宝，完全可以在南京安一个家，可是，他却违反了这个常理，把新婚的妻子送到了故乡石峡口，做了一名乡村义务女教师，顺便照顾一下年迈的老母亲，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，自己一个人回到了农场。在这里，他有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，一张单人床，屋内挂满了各种麦穗；在这里，他改良了第一批小麦良种，南京赤壳，武进无芒；他从全国790个县搜集小麦品种900多个，分类整理，发表了中国第一部小麦分类文献——《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》；在这里，他对玉米、大豆等多种作物进行了研究。广泛的农业科学实践，为他丰富的农业科学知识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南京高师改名东南大学后，1925年他入东南大学补读一年学分，完成大学本科全部学业。

　　1930年，他考取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美学生，入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深造。1932年，为了在短暂的留学生涯中探寻更多的实践知识，他放弃了学位论文，转到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小麦育种。在美国三年，他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，可是，他身在异国他乡，心里装的是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，为祖国振兴农业的强烈愿望。一次,在学校的聚餐会上，一个美国学生当着众人，狂妄地大声叫喊道：密斯特金，把这些剩饭拿去给中国人吃吧，中国人正在饿着肚子呢！他听后感到莫大的污辱，一种民族的、祖国的尊严，使他暴发出愤怒的抗议，他回敬道：“很遗憾，中国太远了，请先生还是拿到芝加哥的公园去吧，那里有很多流浪者正等着这些面包填肚子呢！”那个挑衅者自觉无趣，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

　　这件事，让他再一次体会到“在外金窝银窝，不如家里草窝”，作为一个炎黄子孙，决不能在屈辱中生活；作为一个学农的中国留学生，来美国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这就是学成归国，报效祖国，振兴祖国农业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。1933年1月，他毅然踏上了归途，回到了祖国怀抱。

　　同年8月，他应聘回到母校，任南京中央大学（原东南大学）农学院教授。1934年，发表了中国第一本小麦专著《实用小麦论》。

　　在抗战的烽火中

　　1937年抗战爆发，校长罗家伦宣布：学校决定迁往重庆，教职工愿去的不能带家属。他将妻小送到石峡口返回南京后，就和梁希、毛宗良教授买了民生公司轮船票，沿长江上溯到了重庆。此时，中央大学已商得重庆大学同意，借松林坡一个小山坡建校，突击修建了一批简易房屋。他和梁希教授同住在一间不足9平方米的房间内，每人一张床，当中放了一张二屉桌，从1937—1940年，共同生活了3年，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对抗战时局的看法，积极支持中央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，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　　1．敌特的枪口前。

　　抗战爆发后，广大麦区被侵占，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，祖国在灾难中呻吟，他的心流血了！战争的现实告诉他，人民需要粮食，前线需要粮食支援，人民在召唤他，尽快培育出更多的良种。

　　为了搜集小麦良种，他每年利用暑假，到农村调查。1939年夏，他和助教蔡旭一起，各自坐了一个滑竿，沿嘉陵江、涪江北上，去四川北部松潘一带农业考察。当他们俩人到达平武县时，县长去重庆开会了，由秘书接待了他们。几天后，他们离开了平武，向松潘方向前进，天快黑了，突然从路旁窜出来五六个人，拿着手枪对准他们，恶狠狠地喝令：“打开行李！接受检查！”但是，这帮人翻来翻去，也没有翻出什么结果。金善宝愤怒地抗议：“你们无故检查，是何道理？”他们拿出一张平武县政府的通知，上写着：“中央大学教授金善宝、助教蔡旭，在县政府留住期间，翻地图、查县志，有汉奸嫌疑。”原来金善宝是中央大学有名的进步教授，他的行动经常受到监视，这一次川北之行，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密探，才遭到非法扣留。但是，任何破坏、干扰都不能阻挡金善宝听从人民的召唤！任何威胁、恐吓，都不能动摇金善宝培育小麦良种的决心！这一年，他对四川全省的小麦品种进行了系统搜集和整理，对中大2419进行一系列的比较试验，从南京到重庆，历时6年，表现甚佳。并与四川农业改进所合作，把中大2419分发到该所各试验场进行区域适应性试验，成绩优异。1942年秋，中大2419和矮立多两个小麦良种同时在四川省推广。

　　2．大轰炸下完成研究论著。

　　那时，日本飞机经常来重庆轰炸，空袭警报一响，学校马上停课，机关、商店立刻关门，大家扶老携幼地去防空洞躲避。由于防空洞里又潮又黑，空气不好，躲空袭时，大家都在防空洞口，只有来紧急警报时，才进入防空洞内。但常常是，空袭警报响了两三个小时之后，敌机并没有来，空袭就解除了。这样，躲空袭就要占去很多时间，金善宝觉得躲空袭太浪费时间了。他想到自己的家就在防空洞山下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家里做点工作，等紧急警报来了之后再去防空洞不迟。久而久之，成了一种习惯。1941年8月22日，空袭警报又来了，金师母在防空洞口听说今天要来轰炸中央大学的消息，急忙派大女儿下山去叫他，过了半小时左右，没见他们来，又派二女儿下山去催，左等右等，还是不见父女3人的踪影！这时候，紧急警报的声浪已经一阵紧似一阵地鸣叫起来！金善宝刚刚放下手里的工作，准备动身时，敌机已经在他家的屋顶上盘旋了！在中央大学丢了几个炸弹，炸弹爆炸的风浪掀起了他家屋顶的瓦片，炸弹爆炸的碎片，落在了他家的小院里。他急忙把两个女儿藏在桌子底下，躲避弹片的袭击。有人问：空袭警报时，金善宝在忙什么呢？原来，他的作物学讲稿，他的两篇重要论文，1943年发表的《中国小麦区域》和《中国近三十年来小麦改进史》，都是在重庆大轰炸的威胁下写成的。

　　3．贫病交困中发现云南小麦。

　　由于国库空虚，物价飞涨，早已民不聊生，大学教授的生活与抗战前相比，也一落千丈。金善宝一个人的工资，要维持一家6口的生计很不容易，没钱买菜时，只好倒点酱油淘饭吃；至于穿的，自然更不能讲究了。一次他因公外出，突然感到肚疼难忍，到处找不到厕所，只好见人就问，谁知来人并不搭理他的问话，却用一种极其蔑视的目光，上上下下打量着他，声色俱厉地反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从哪里来的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金善宝又急又气，这时候他才想到，自己穿了一件破长袍，因而被人看不起，竟然连上厕所都要受到审查了!

　　那时，金善宝是年年有病，走路拐杖不离手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一旦见到他，会很惊讶地说：“金善宝，你还不差嘛！”言外之意是，以为他早已去见上帝了。当时，中大农学院有五老，即梁希、邹树文、李演恭、汪德章和金善宝。金善宝年纪不到50，满头白发，也被列为五老之一。

　　但是，贫困与病魔并没有使金善宝屈服，他一心牵挂的仍然是他的小麦科学研究。

　　当1937年抗日烽火初起之时，金善宝从云南征集的小麦品种中，发现有一类小麦品种性状特殊，穗形细长而稀疏，无芒，白壳或红壳，穗轴坚硬而易折断，小穗紧靠穗轴，角度很小，小穗从穗节下部折断，籽粒和颖壳难于分离，脊上有锯齿和侧脉，种子横切面呈三角形等。从植物学分类上看，它与一般普通小麦的穗轴坚韧不易折断有较大差异，也不同于斯卑尔托小麦。

　　1942年，他带着病弱之身，去云南实地考察，走遍了澜沧江流域，登上海拔1700米的高原，发现该品种的主要产区分布在云南省西部澜沧江西南，包括镇康、双江、云县、缅宁及腾冲等县，海拔均在1000～1700米之间。通过考察，他一共搜集到这种小麦15个品种，后经多方研究，他将其命名为“云南小麦”，确定其为普通小麦的云南小麦亚种（T．aestivum subsp．yunnanense King．）。

　　五张任命书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金善宝前后接到五张任命书。

　　1949年8月，原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，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任命金善宝为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；1950年4月，任命金善宝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；同年6月，又任命金善宝为南京市副市长；1952年7月，大学院系调整，南京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并，改名南京农学院，任命金善宝为南京农学院院长；1952年11月，中央人民政府又发出第五张任命书，任命金善宝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。

　　党和人民的信赖，使金善宝感到任重而道远，他认为自己是学农的，为人民服务，应以农为本，从农业开始。

　　1950年，长江下游洪水泛滥，华东地区、长江流域有上亿亩良田遭受水灾。如何抗灾、救灾，挽救人民的损失？金善宝根据华东地区历年来气候变化的规律和特点，提出“多种马铃薯、移植冬麦度春荒”的建议，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，南京《新华日报》全文刊载了这个建议。当时华东地区一带农民还从来没听说过冬小麦可以移栽的，有的人持怀疑态度。为了说服农民，他亲自到南京郊区给大家作田间示范，把小麦移栽技术和科学道理传授给农民，使这一措施迅速推广，补救了华东地区农业受灾的损失。

　　1951年夏天，正当南方小麦处于返青拔节季节，苏北地区突然遭到历史上罕见的寒潮，100多万亩小麦被冻害，情况万分危急。江苏省委给金善宝来电话，要他带领10名各种专业的教授，迅速赶赴小麦冻害灾区，研究抢救办法。当他们连夜赶到苏北小麦冻害现场时，发现绝大部分小麦的主茎都被冻坏了。当时多数专家认为，小麦的主茎已经冻死，没有挽救的希望，不如趁早翻掉，另外栽种其他作物。当时，金善宝的心里也没有底。他想，翻掉受冻的小麦，改种别的庄稼，虽然也是一条路子，但这样做，农民就要白白丢掉一茬粮食，不知道有多少农民将面临挨饿的危险。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？为此，他带领专家们走遍了苏北、淮北10多个县，对各地的防冻经验进行系统总结。调查中发现，小麦的主茎虽然已经冻死了，但小麦的分蘖节并没有冻死。根据这一情况，金善宝向江苏省委提出适时浇水、增施肥料，加强麦田管理等一系列栽培措施。经过努力，当年苏北地区100多万亩受冻小麦，最后仍然获得亩产200多斤的好收成。这个事例充分说明，农业科学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，才能做到为生产服务。事后，金善宝组织大家认真总结这一经验，并把它写进了小麦栽培的教科书中，学校老师每次给学生讲小麦栽培学时，都把这件事作为典型的例子。

　　他的中大2419小麦良种，早在1946年中央大学返回南京之初，就在丁家桥农场继续进行品种试验，几年来试验结果，其产量均超过南京当地品种17％以上；1950——1951年10个品种试验结果，中大2419产量居第一位。1952年，因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，中大2419也改名为南大2419。由于南大2419穗大粒多、丰产性好，适应性强，较早熟、抗倒伏，高抗条锈病、叶锈病，当1956年长江流域小麦锈病大面积发生，造成小麦严重减产时，南大2419却具有较强的生产优势，故而首先在长江流域大面积推广。

　　南大2419的推广面积，据不完全统计，1954年600万亩，1955年900多万亩，1956年扩大到3700万亩，1957年以后最高年份达到7000万亩，约占全国小麦种植面积的五分之一。直至80年代，在新疆、青海以及长江流域的种植面积仍在百万亩以上。

　　因南大2419早熟、适应性好，丰产，抗条锈，各地用其作为杂交亲本，所得的优良衍生品种有110个，在我国7大麦区都有分布。南大2419的使用年限，从1942年首先在四川省推广开始计算，到80年代为止，前后长达40余年。南大2419推广面积之大，应用时间之长，种植地区之广，衍生品种之多，是中国小麦品种改良史上少见的，对发展我国小麦生产起了巨大作用。

　　春小麦一年繁殖三代的创举

　　1．一个大胆的设想——缩短小麦育种年限。

　　小麦和其他农作物一样，育种周期较长，从杂交亲本的选配，到初步获得一个遗传性稳定的新品种，一般需要7～8年，甚至10年之久的时间。“小麦育种周期太长了，一个人的生命有几个10年？”金善宝常常这样感叹！

　　自古以来，小麦一年只能播种一次，收获一次。能不能改变这千年不变的规律呢？春小麦在北京地区3月初播种，6月下旬收获，在时间上，一年只利用了三分之一左右，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不上。如果能把剩下的时间也利用来加速春小麦繁殖，一年变成了两年或三年，在育种上的价值就十分可观了

　　金善宝想到，1955年去匈牙利访问时，匈牙利向国外大量出口玉米良种，为了加速繁殖，曾向我国提出，希望能到我国云南地区进行冬季玉米繁殖。他想：玉米可以冬繁，小麦能不能夏繁呢？我国幅员辽阔，地跨热带、温带和寒带，别的国家尚且想来利用我国这一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，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一点进行春小麦繁殖、异地加代，加快春小麦育种进程呢？

　　为了实现这个设想，首先在北京进行小麦夏播试验，他从浙江购置了竹帘，让助手杜振华搭起凉棚（竹帘）采取喷水降温（铺设喷灌设备）的办法，经过两年试验都没有成功。

　　2．千里之遥的支援。

　　此后，随着小麦试验研究的不断深入、扩大，依靠杜振华一个人孤军奋战，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了！怎么办呢？无奈之下，金善宝想到了自己的母校——南京农学院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合设立的小麦品种室，果然不负所望。根据金善宝的育种思想，北京、南京两地的研究人员紧密协作，正式开始了春小麦育种的试验工作。育种工作以改造40年代选育的小麦品种——南大2419为主攻目标，在北京选用甘肃96、欧柔、印度798、原农1号等品种为亲本材料，进行杂交，希望选育出比印度798早熟、高产，比南大2419抗锈性好的春小麦新品种。

　　3．艰难的南繁北育探索。

　　1965年，年过古稀的金老带着南京农大小麦室的吴兆苏、沈丽娟教授和薄元嘉登上黄山、天目山考察，寻找小麦夏繁基地。考察结果认为，黄山、天目山上土地不多，不适宜小麦夏繁。

　　黄山考察失败后，1966年5月，他派小麦品种室薄元嘉去井冈山考察；8月，又和杜振华亲自登上庐山。考察认为，井冈山、庐山的条件都很好。

　　他们在庐山考察时，忽然接到院里造反派头头的电报，命令立即返京参加“文革”。经过重重困难回京后，金老“靠边站”了！不让他出外考察。

　　他想：人靠边了，思想可不能靠边，小麦生长是有季节性的，一年只能生长一次，错过了季节，就浪费了一年宝贵的时光，时不可失，不能再“泡”在这无谓的争斗之中了。他找到当时院里的头头，要求派人到云南省元谋县去做小麦冬繁试验。头头强调革命第一，不同意派人。于是，他只好写信给云南元谋农科所，请求他们协助完成这一年的小麦冬繁任务。

　　4．风雨中育成“京红号”系列小麦。

　　后来，他又想把北京地区的小麦试验搞起来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要搞科学试验，一方面要冒“业务挂帅”“白专道路”的危险；另一方面还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。小麦试验需要大面积的试验地，而农科院的试验地，近年来被头头们一块块地送给了别人，他只好尽量缩小小麦试验的面积；试验地需要平整、排灌，却没有劳动力和灌溉设备；试验需要肥料、仪器和经费，全都无人理睬。一件件、一桩桩，都要年逾古稀的金善宝亲自去跑、亲自去过问，今天找这个头头，明天找那个头头，一次不行，再跑两次、三次。人们惊讶了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你还搞试验？！他回答：“是的，要搞试验，中国几亿人口需要粮食，不搞试验，吃什么？”有人诬蔑他，这是搞个人名利。他说：“党和国家已经给了我这么高的地位和荣誉，我还要什么名利？”甚至有人造谣说，他已经故去了。他在会上反驳说：“阎王还没给我传票呢？就是有传票，我也不去！只要一息尚存，也要搞小麦育种。”小麦试验期间，从种到收，他几乎每天都风雨无阻地来到田间，在播种了2000多个品系、品种的苗圃里去观察、去挑选……

　　正当他的小麦科学试验刚刚有点眉目的时候，突然一道命令下来，把他唯一的助手杜振华调走了！得知这个消息，他气愤极了，立刻找到生产组的头头抗议，经过几次交涉，已经被调到原子能研究所的杜振华，终于又回来了！金善宝的这次抗争，总算宣告胜利。他的小麦科学试验，就在这重重阻力下坚持下来。

　　随着井冈山、庐山的夏繁小麦获得成功，打破了我国小麦育种工作一年只能繁殖一代的局面，为我国小麦育种的快速发展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。庐山植物园此项试验成果，获得了江西省科技成果奖。

　　此后，高山小麦夏播繁殖经验，很快在全国各育种单位普遍推广和应用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仅到庐山进行小麦夏季繁殖的单位，高峰时多达17个。各省、市、自治区还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，广泛进行各种作物的夏播繁殖试验，取得了较好的结果。

　　在高山夏播繁殖小麦成功的基础上，金善宝进一步提出在云南元谋、广东湛江和海南岛等地，进行春小麦冬季繁殖的设想。6月，在北京收获小麦后，7月初，到江西井冈山桐木岭和庐山牯岭夏播，10月中旬收获了夏繁小麦的种子，当月下旬赶到广东湛江秋播，次年2月收获。至此，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经过3年多的努力，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美好愿望，利用我国自然地理条件，一年繁殖3代小麦。这项研究，把春小麦新品种的选育时间，从10年左右缩短为3～4年，成为我国小麦育种工作中一个新的里程碑。现在，“南繁北育、异地加代”一词，已经成为农业科技的术语，“南繁北育”经验，也在玉米、高粱、水稻、谷子等作物上得到广泛应用，取得了显著成绩。

　　1968年，他们育成了京红1～5号小麦良种，其中京红5号在我国西北、华北和华南等麦区曾经大面积推广应用，京红1号则表现早熟、矮秆，被许多育种家用作矮秆早熟种质资源。

　　此后，他们又以改造墨西哥小麦为主要育种目标，选用墨巴66、St1472／506和奈里诺59等为杂交亲本，希望选育出丰产性好，适应性和抗逆性都超过墨西哥小麦的春小麦新品种。

　　1972年1月15日，金善宝向农科院核心领导小组（此时已成立院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）递交了“春小麦育种计划”的报告。他和他的助手不畏艰难取得的丰硕成果，终于感动了当时“文革”期间院领导核心小组。

　　1972年春，先后调回了陈孝、张文祥，正式成立了春麦组。以后又陆续增加了辛志勇、尹福玉、郭丽、黄惠宇、徐惠君、刘书旺、杨华等人。研究力量壮大了，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较快进展。几年来，在金善宝的带领下，春麦组的研究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坚持不懈地活跃在小麦南繁北育的战线上，通过异地加代，先后育成了京红6号、7号、8号、9号，京春6082等春小麦新品种。这批品种的共同特点是，产量高、品质好、高抗小麦条锈、叶锈病和秆锈病，抗干热风，不早衰，深受春麦区广大农民的欢迎。

　　特别是京红7号、8号、9号3个品种在河南、河北、张家口等地29个点评比结果，产量大都超过了墨西哥小麦。这3个品种的早熟性、丰产性、适应性都超过了当时风靡世界，号称绿色革命的墨西哥小麦品种。该项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。

　　春小麦一年繁殖三代的成功，使金善宝感受很深，事隔十多年之后，他在1987年8月参加冀西北夏播小麦座谈会上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经历，深有感触地说：一个新生事物的发生、发展，总要经过一段迂回曲折的过程，如果它是错误的，就会在中途夭折；如果它是正确的，坚持下去，总会取得成功。夏播小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（作者：金作怡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）

　　（原载于《中国科学报》 2017-07-03 第8版 印刻)